落入求新的窠臼——对于解构主义和某些现象的一点心里话

好久不写文章了，由于这一两个月内感触实在是有些多，想写几笔。

这个题目是来自于UP空山殿为NHK大河剧《怎么办家康》1-14集做的总结题目。想写这篇文章，其一是对今年大河剧而起的愤慨，其二是对历史学界的某些现象产生意见。

今年这部大河剧，可称之为“臭名昭著”了，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的，请松本润和有村架纯做男女主，以及阿部宽、野村万斋、松岛菜菜子、里见浩太朗、佐藤浩市等老戏骨坐镇。但是编剧古泽良太端上来的，分明是一款会员制餐厅专供。原本来说，有一些细节是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比如称呼人为仮名或武家官位而不是讳，强调服部正成的武将身份，重塑丰臣秀吉、今川义元、今川氏真、武田信玄等人的形象等等，但是这明显是好钢用在刀把上；他采取了单元剧的形式来写长篇剧，并且一遍一遍重复着回想与拖沓的进展，还故意卖关子，这可是历史剧啊，没有这样的必要，另外古泽还喜欢“想起一出是一出”，比如五德姬形象的多次变化，很明显是工具属性，完全没有逻辑性可言，像是在查找到一处历史资料可用于剧情后，完全不管前因后果就套用上，为了圆剧情只能用一些拙劣的理由，比如龟姬与奥平信昌联姻，与家康稳定山家三方众的战略有关，但是本剧完全不提及。最可气的是，古泽良太完全不顾中世到近世进展的趋势，痴人说梦地大谈“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确幸，写出了让汉萨同盟和德意志关税同盟都大呼六六六的“关东商业同盟”，还多次试图瞒过织田信长，犹如小孩过家家一般，而最让我感到不适的是对武田氏的过分提高。不多赘言，无逻辑、无历史的历史剧，不是一部合格的剧。

(资料图)

古泽骗到了谁，骗了他自己。陷入在求新成功和自我感动的窠臼之中，古泽的刻意求新，是一个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试图制造卖点的手段，而在历史治学上的刻意求新，则有一种自塑话语权的意味，这类人，大多是解构主义者。

解构主义的风气来源，纵观全球，无一例外是对已有体系的逆反。在西方被认为有解构主义和学科碎片化之嫌的微观史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对布罗代尔以来年鉴学派总体史长时段理论的逆反，以《蒙塔尤》《奶酪与蛆虫》《棉花帝国》等著作为核心的微观史学，主张“以小见大”，他们自述并不完全反对宏观主义，是想通过深入的个例研究，经历一定的发散与限制得到相对广泛使用的规律，以资于宏观史学。但从客观上看，微观史学在许多学者眼里都出现了“以偏概全”和学科日趋碎片化的缺点。中国的解构主义苗头实际上比较早，严耕望《治史三书》里就提到吕思勉治史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基本只用正史二十四史作为材料，在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受西方影响对历史学科进行建构的时候，借着考古工作迅速进行的风潮，史学界出现多次论战，儒家传统治史、民族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学派各自有自己的史学理论，建国以来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是这样的。中国真正的解构主义出现，大概是在上世纪末期本世纪初期，这种解构主义潮流不仅仅限于史学界，甚至贯穿了整个文化，呈现出“文学用历史去解构，二次史料用一次史料去解构，文献史料用文物史料去解构”的局面，比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等著作，以及关于战汉简牍、六朝隋唐出土文书、宋元笔记、明清朝野档案等崭新登场的史料的研究工作，都可以算作是解构主义的一部分。

如果说中国治史的解构主义有足够解的“构”，那么日本治史就有许许多多可用于“解”的史料，日本自六国史以来，官修史书基本不再进行，关于日本古代、中世的史料，塙保己一《群书类从》以及后来编写的《国史大系》记载的种类比较详尽，多为公家精通有职故实者所书写的公事故实（如元服记、大尝会记、让位记），还有《公卿补任》《职事补任》《国司补任》等补任记录，以及各家的家谱，公卿的日记、私修史书，武家史书、文书、行事记录等文件都可以作为史料，但是由于日本向来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具有多核心的特点（律令制崩坏以后尤甚），比较难以全面地塑造体系，因此近世以来，日本历史体系的构建部门分明，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各自有各自的体系，而体系的塑造也体现了比较强烈的功用性，尤其是近代迎合日本发展需要，在二次史料构建下形成的所谓“通说”体系。对“通说”的逆反大概开始于二战之后，日本史学界迎来了美国吹来的风，形成了近代化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讨论，在1960年的箱根学术会议后，在对明治时代以来重视近代而忽略近世的史观的反思之下，对于古代、中世、近世的研究也开始恢复，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从更遥远的时间线之中寻找日本近代化的因素，但在研究逐渐深入后，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一批一次史料的解读完成和新的一次史料被发现，对于“通说”体系的修正乃至攻讦层出不穷，《甲阳军鉴》《武功夜话》《应仁记》等史料相继“跌下神坛”，与此同时，一些被埋没乃至于重新被发现的一次史料成为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主力军。

解构主义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之中，出现了几个非常让人不适的现象，就是“非黑即白”和“刻意标新立异”。去伪存真是正确的，但是在解构的过程之中，新的建构迟迟建立不起来，陷入了一个证伪的循环。在解构时，有些人存有的“二极管思维”，使他们认为旧有的体系毫无可取之处，应当被全部打倒，所谓的“真相”与“通说”是截然相反的亦或者毫无关联。此类说法最经常见于“翻案风”之中，因为海昏侯墓考古就重新评价刘贺为“失败的明君”，因为对《三国演义》的逆反而重新评价部分三国人物，更有甚者以二次史料为依据来攻击一次史料（当然他模糊了史料来源，以“历史上”概括）。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大概是想塑造自己的话语权才如是行事。

说老实话，笔者在去年初准备写专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在写作过程之中，尤其是在查找史料和阅读专著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知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够写作，能够做到总结就已经是恩典，更不必说推陈出新了。其实回过头来，通说的构建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因为通说构建应当真的参考过很多可信度较高的一次史料，但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改写。我向来不喜欢对于历史推论的描述采用言之凿凿的语气，罗列需要详尽，用词需要斟酌。黄宗智在为学生讲解实践社会科学时反复强调了“从理论中得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我一向重视史料，没有史料支撑也无从谈起立论，因此不能“先射箭后画靶”，仅仅只有“我觉得”“逻辑上看”显然站不住脚。

对于前人的成果，前人自己也无数次说过“要怀以敬畏之心”，一棍子打死，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前人劳动的不尊重，即使是予以批判，也需要有理有据，梳理前因后果，更何况某些史料在学界都没有被彻底否定，而是予以综合考量，某些言论以“伪书”“谣言”概括，实在是不太恰当。我在专栏写作时，对于“判官赑屃”和“北条史观”现象，我理解它们出现的时代背景，并且从中抽丝剥茧出有借鉴意义的材料，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其他史料进行互证，也以立场有别的史料互证为佳，同时对于互证的一次史料也有时不可尽信，如果有更多史料依旧可以拿来互证。

作为一个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我想要的是尽可能的还原历史，要的是踏实，但是我总感觉一股浮躁之气扑面而来，不管是编剧，还是史学。这也是我不是很喜欢日本战国史的一个方面，非常容易陷入浮躁，我不喜辩论，与其生闷气，还不如静下心来读几本书，正巧我的库存还很多。话语权这个东西，我一向认为清者自清，有理不在声高，证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的作品也经得起时间考验。

言尽于此，心静自然凉，酷暑难耐，万望诸位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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